《历史是什么？》读后感

赵颖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级历史班）

摘要：《历史是什么？》一书，实际上是爱德华·霍利特·卡尔年在剑桥大学的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讲座上，关于一些重大史学理论问题的演讲的集合，并于年出版。这也是他唯一一部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书中对很多历史问题进行阐释，集中体现了爱德华·卡尔的历史研究成果与历史思想。初读此书明显感受到卡尔文辞犀利，给人一种利落爽快的感觉，但有些历史哲学的内容较为晦涩，再读时便能够对卡尔的史学思想、史学理论深入理解并产生一些共鸣。

《历史是什么？》共分为六个章节：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社会与个人；历史、科学与道德；历史中的因果关系——合理原因与偶然；作为进步的历史——进步性与客观性；扩展中的视野——把握理性。卡尔对这些问题的层层递进地阐释和论述，呈现出他的历史观、历史是变化进步的及该如何看待历史等内容。

一

关于卡尔的历史观，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爱德华·卡尔并不是职业的历史学家，从事外交工作、为报纸编写大量文章的经历，使他能够从一个相对独特的角度审视历史。卡尔的历史观贯穿全书，在对各种相关问题进行阐述的过程中，犀利地传达出来，其中主要体现在他对历史“客观性”的探讨。他开篇就向我们提出：历史是什么？或许刚看到这一问题时，会觉得答案似乎并不难。随后，卡尔又指出：首先要弄清你的事实，然后冒险投身于解释的流沙之中——这是经验主义的，凭借常识的历史学派的金科玉律。兰克学派主张历史学家的任务是仅仅如实说明历史而已，提出了要区分历史事实和基本事实。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他从人的层面看到的是人类思想对历史事件产生作用的结果。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看到的是历史事件在当代的投影。用狄尔泰的话讲：“历史就是这样一个有待理解和解释其内在意蕴的‘文本’”。

卡尔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说：我们所接触到的历史事实从来不是纯粹的历史事实，因为历史事实不以也不能以纯粹的形式存在：历史事实总是通过记录着的头脑折射出来的。他明确地反对兰克和柯林伍德对于“历史”的定义：“历史学家在事实面前既不是卑微的奴隶，也不是专制的暴君。”他认为兰克过于重视“事实”，导致其变成事实的奴隶；而柯林伍德又太轻视“事实”的地位，变成超越事实的暴君。而提出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历史学家从事的工作是一个不断地让事实适合解释，让解释适合事实的过程。”“没有事实的历史学家是无本之木，没有前途；没有历史学家的事实是死水一潭，毫无意义。”诚如卡尔所言，我们所见到的历史都是间接的历史，是被以某种形式记录下来的，但是哪怕仅仅只是某一个年份，也存在很多不同的记录，甚至对于同样的历史世界，也会有不同的描述。可以说，我们所接触的所有历史都是被组织过、剪裁过的历史，甚至是重新编撰的而重新制造出来的。同时也需要注意的是，正如该书导言中所指出的，对于历史，卡尔有一种工具论的倾向：历史主要是被设计用来为政策提供一种指南。

这种记录是具有选择性的，这种选择则来自于记录者。关于这一点，钱乘旦说：“一切历史都是写出来的”，历史学家在写历史时是有选择地去挑选“碎片”的，他们依据某种特定的标准去选取“碎片”，于是，从同一堆“碎片”中，不同历史学家写出了不同的“历史”，呈现出“历史”的多面相。可以这样理解，历史学家在记录书写历史的时候，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因素去审视过去并与之对话，而后人看到的历史，更多的是主观与客观的一种混合，无法轻易断言其记叙的真实性。那么，历史学家该怎样记录历史？卡尔强调历史学家要用当下的眼光看待过去，才能真正理解过去。他认为一个客观的历史学家应该“有能力超越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历史环境给他视野带来的局限”，“有能力把他的视野投向未来，以这样的方法可以使他具有一种更深入、更持久洞悉过去的能力”。而这与当时盛行的传统观点相违背，受到了大多数历史学家的批评。此章结束之时，卡尔得出了关于“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第一个结论：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休的对话。

总的说来，我们所见到的历史，是经历过时间长河沉淀后留存下来的，经过人一定程度主观干预的历史。卡尔注意到了历史记录中的主观性，试图从“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中寻找平衡点，但是其过于强调“事实”和“历史事实”的区别，且并没有在论述如何区分此二者。卡尔的历史观为我们提供了看待历史新的视角，理解他研究历史的理念方法对于历史的发展、历史的作用等问题可以有更全面的把握。

二

历史是变化的，历史学家也在变化。研究历史，实际上是研究一个特定历史背景社会条件下人的行为，而历史学家同样也是属于他的时代，有着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因此在第二章“社会与个人”中，卡尔对第一章的观点作出了补充：在研究历史之前，要研究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学家之前，要研究历史学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他分析了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历史学家的身份、伟人等问题。其中巴特菲尔德教授关于自己如何从一个强烈反对辉格解释的人，变为“英国人与英国历史之间的结合，现在与过去的结合”令人印象深刻，“历史学家的著作是多么密切地反映它所研究的这个社会。不仅事件在变化，历史学家也在变化”。而对于历史学家身上的主体性，卡尔有过一段精彩的比喻，不能把自己“想成一直老鹰，独立峨崖，眺望景色，”也不能把自己想成“以为显要，高据检阅台上，……他只是在队伍的另一部分里，拖着沉重的脚步在进行的另一种朦胧不清的人物而已，……历史学家是历史的一部分。”

关于伟人的作用，卡尔持肯定的态度。这一章的内容贴近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认为伟人是一个杰出的个人，他既是历史进程的产物，也是历史进程的推动，他既是社会力量的代表，也是社会力量的创造者，这些力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也改变了人类的思想。时代的伟人是能把这个时代意志表达出来的人，告诉这个时代什么是时代的意志，并实现这个意志。他所做的一切是这个时代的核心与本质；他把这个时代现实化了。伟人虽然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但他们却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他们有超越他所属时代的眼光，能将社会力量凝聚起来。历史是什么？在探讨了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后，卡尔进一步指出：历史是今日社会与昨日社会的对话。用布科哈特的话来说历史就是“在另一个时代发现的一个时代的值得记录的东西”。

在论述了社会如何影响历史学家后，卡尔又围绕历史因果性这一经典史学问题，论述历史学家是如何动态的改变历史。历史无疑不等于历史事实，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历史学家所选择的历史事实并对其做出的解释。“历史是根据历史重要性进行选择的过程”，“历史意义的标准：历史学家能使这些因果关系适合其合理的说明与解释模式的能力”。在这一章里卡尔提到“只要是发生了的历史事件，那就是必然会发生的，发生不同的历史事件，原因必定也不同”，与其对历史偶然性的论述具有相互矛盾的地方，这也成为后世学者们争论的问题之一。有人认为卡尔否定偶然因素的存在，也有人用卡尔对历史与预言的关系的论述来反驳，认为称卡尔否定偶然因素的存在是不全面的，因为偶然性的发生是无法被预测的。

接下来，关于历史的进步性，卡尔首先说明了进化与进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进化的源泉是生物的遗传性，历史进步的源泉是社会的获得性，即历史经验的代代传授，历史规律不等同与自然规律。历史是一个过程，进步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把进步想象为一种限定的开始或限定的结束。历史的进步并不是一种直线上升的发展，进程中的倒退、偏差和间断不能否定历史的进步。进步的内容是获得性财产的转让，即物质财富和人的控制、改变和利用环境能力的代代相传。进步是用无限可能性的。但我们只有朝着某些目标前进时，我们才能定义这些进步的目标，我们只有在达到目标的进程中才能确定这些目标的有效性。他不仅认为人类的社会历史是进步的，他还认为历史学发展也是进步的。他说:“历史在一个静止的世界里是毫无意义的。历史就其本质而论就是变化、运动，或者—如果你对于一个旧式一些的词不怎么吹毛求疵的话—它就是进步。”，“历史不仅是一项进步的记录，而且是一门‘进步的科学’，或者你愿意的话，在该词的两种意义上一一作为事件的进程和作为这些事件的记录一一是进步的”。历史的进步也带来了历史学家的进步，如理性和科学的研究，包括态度和方法。

然后，卡尔把进步性与历史的客观性结合在一起。他指出历史事实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因为从事实到历史事实的转变过程中，历史学家的针对事实的重要性而进行的选择具有决定性意义。所谓的客观，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不存在终极的历史判断标准。因此，历史的客观性不依靠于也不能依靠于某些固定的、不可转移的当下存在的判断标准，只能是依靠将来积累的、随着历史前进而进化的那种标准。所以，当我们在赞扬一个历史学家客观时，往往是在赞扬其进步性。“一些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比其他历史学家所写的要持久一些，包含更多终极特色和客观性，这就是那些我可以称之为对过去和未来都有长远眼光的历史学家”。即有能力超越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历史环境所带来的局限；有能力将视野投向未来，以这样的方法更深入、更持久洞悉过去。这些观点或许遭到众多历史学家的质疑，但这也是卡尔思想精髓的鲜明体现。严谨地讲，客观性不能直接与进步性画上等号，但历史学家的客观性中应该要包含能体现历史进步的内容。

三

最后，正因为历史是进步的，所以卡尔说“只有借助于现在，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过去，我们才能充分理解现在”，“历史学家不属于过去，属于现在”，提出历史学家还要超越自身时代的局限。这里涉及更深层的一个问题即该如何看待历史，卡尔从更宽阔的视野即理性的角度进行的阐述。

卡尔以大量的篇幅描述了笛卡尔、卢梭、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等人的思想，论证人类理性的解放和发展对社会变革产生积极的影响，而这些社会变革也反过来对人类理性发展有积极作用，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黑格尔用理性法则取代了天意法则，马克思从更为具体的方面阐述了理想对世界的支配。马克思认为历史意味着不能分割的三件事情：根据客观的，主要是客观的经济规律景象事件的运动；通过辨证的过程相应的思想的发展；以阶级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相应的行动，阶级斗争把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实践调和并团结起来。弗洛伊德为理性添加了一个新的范畴，鼓励历史学家在历史中检查自己，检查动机，检查决定历史学家视角的民族背景和社会背景，检查那些将要出现的形成他关于过去观念的观念。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变得更加理性，理解和把握自身及周围环境的能力加强，对历史的意识也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类不仅能够改变环境，而且能够改变自身。因此，历史学家能够也应该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历史的发展体现为用理性的法则来评判行为的世界。上述20世纪革命中理性的扩张，对历史学家有着特别的意义，他说:“理性的扩张在本质上意味着迄今为止那些处于历史之外的群体和阶级的历史、民族和大陆的历史在历史中出现了”。伴随着人类理性的发展，历史学家看待历史问题的角度在不断转移，对问题的思考在不断深化。这些民族不再是殖民地长官或人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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