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起源于战国晚期，盛行于汉代。隶书的形式主要有三类：一是简椟类，二是石刻类，二是墨迹本类。其中简椟类隶书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石刻类隶书包括石碑镌刻和摩崖凿刻，是最重要的隶书存在形式，以汉代隶书为代表。而墨迹本类则以早期帛书和清代以后以书写便利的宣纸主要书写介质盛行于世。

战国时期的一些帛书和简牍已可窥见篆书向隶书演变的迹象（比如《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年湖南长沙出土）《青川木犊》（年四川青川出土）等等）。到了秦代，隶书发展成独立的书体，有传秦代程邈在狱中发明隶书。该时期的隶书虽仍带有篆书笔意，但在用笔和结体上已更明显地和篆书区别开来，笔画多作方折，波浪笔势明显，结体趋于方正及扁势，可视为隶书的雏形。

汉代隶书可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时期。西汉以简帛为主，东汉则碑刻隶书盛行并成熟。东汉时期，是隶书高度成熟的阶段，大量隶书碑刻或方正雄伟，或秀丽典雅，或凝重朴茂，或浑穆古拙，绚丽多姿，法度谨严，达到了隶书艺术的颠峰，成为倍受尊崇的学习和借鉴的典范。除碑刻外的摩崖石刻则依山书写和凿刻而成，大气磅薄，跌宕，是东汉隶书的另一个典型。

汉末至明代，隶书显露颓势，蔡邕所书《熹平石经》虽有以隶书正体规范文字的作用，但笔画刻板，形态僵化，成为隶书的“馆阁体”，对隶书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唐代以后的书家以楷书笔法人隶，古意全失，隶书更趋衰微。

清代随着古代文物出土和考据学盛行，碑学研究和实践蔚然成风，书家多直取汉隶法度，由此隶书中兴。出现了象邓石如、赵之谦、伊秉绶、西泠诸家等杰出的隶书书家，他们在继承汉隶基础上，结合笔纸墨的特性，进而融入个性审美，写出各具特色的个性隶书，这一时期的隶书得到了空间的传承和拓展，成为隶书发展史上几乎和汉隶并称的另一高峰时期，并影响至今。

一句话简单概括隶书简史：隶书起源于战国，盛行于东汉，复兴于清代，并兴盛至今。

下面我们按历史时期分阶段概谈隶书发展简史。

先秦到西汉

隶书早在先秦，准确说是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作为一种书体的确立大体是在秦始皇时期，从战国末到西汉末这年间隶书的发展过程。学术界称为“隶变”时期或者“古隶”时期，也就是隶书形成或者说从篆书逐渐演变为隶书的时期。如果细分的话，也可以分为战国时期、秦朝时期和西汉时期三个阶段分别对应隶书的孕育、形成和发展阶段。

这段时期的隶书形式主要是简椟和帛书。代表作品如：

1、四川省青川县战国末年木牍文字。年出土，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早的隶书。

青川木牍

2、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简。年出土，书写于战末秦初，属竹简墨迹。

睡虎地秦简

3、湖南里耶秦简；年出土，战国末年至秦二世初年。书体为古隶。竹简墨迹。

里耶秦简

4、内蒙居延汉简和甘肃武威汉简，20世纪三十到七十年代出土，为西汉时期的竹木简书。

居延汉简

武威汉简

5、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帛书。年发掘。比较有名的是《战国纵横家》《老子甲本》《老子乙本》等。

马王堆汉墓西汉帛书

西汉，总体延续秦隶风格，这一时期的隶书也出现有刻石的形式，但不多。比较知名的比如《五凤刻石》，《莱子候刻石》。字数都很少，五凤13字，莱子候25字。

五凤刻石

莱子候刻石

以上列举几个主要代表，概要地展示了秦汉期间的“隶变”过程。人们习惯将这一时期的隶书称为“古隶”。这个阶段的隶书最主要的特点是保留了一定的篆书特征。

虽然古隶从篆书中来，保留了篆书的一些特征，但又在形质上明显区别于篆书，尤其秦汉时期的隶书已有较明显的隶书特征，甚或有草书和楷书的笔意。比如用笔上，丰富了笔法，除了小篆的中锋外，还有藏露锋、方圆用笔，行笔时加强了提按变化，出现了转折和波磔等。在结体上，增加了结体变化，包括简化笔画，化圆为方，变纵势为横势等等。在章法上，更加自在和灵动。相对篆书而言，隶书主要出于民间和下层官吏之手，以实用为目的，所以书写起来更加便捷高效，风格更加率意，流畅，淳朴，自然。正如西晋卫恒在其《四体书势》中所称“隶书者，篆之捷也”。

说到隶书发展史，必须提一下秦代的程邈。据传程邈是隶书的创造者。程邈，字元岑，生卒年不详，秦内史下邽（今陕西渭南北）人。他是秦朝的一个小官，曾当过县狱吏，负责文书一类的差事。因他性情耿直，得罪了秦始皇（这里有个梗：一个县级小吏怎么得罪到皇帝的？），被关进了狱中。

他在狱中度日如年，于是想着怎么立功以便得到赦免的机会。然后他想到自己做掌管文书的县小吏时写小篆时感觉小篆不便于速写，费时费事，影响工作速度和效率，于是设法对小篆加以改进，化圆为方，变曲为直，删繁就简，以使书写更加方便快捷，经过十年的努力，最终他整理出三千个隶字的隶书字典并托人呈献给秦始皇，秦始皇看了程邈整理的文字，觉得可以大大提高书写和批文效率，所以非常高兴，不仅赦免了程邈的罪，还任命他担任御史。

由于程邈之前担任县狱吏这样的小官（古称为“隶”，又有因是犯人，当时有奴隶之意），于是人们就把他改进整理的字体称为“隶书”。当然程邈创造隶书严格来讲主要是收集并改进了此前篆书和古隶的写法，但这事本身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所以无论如何，程邈都是隶书发展史上非常值得一提的人物。

关于隶书的初期发展，更接近史实的原因是，秦时由于“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而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记录：“……秦烧经书，涤荡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为隶书，以趋约易”。这点从3万6千片记述战国末期到秦二世元年的日常官事的湖南里耶秦简古隶文书中可见一斑。

东汉

到了东汉，官方将隶书作为通用的书体，这大大促进了隶书的发展，并走向成熟。尤其东汉后期，刊石立碑之风盛行，大量碑板和摩崖石刻出现。这个时期的隶书，完全摆脱了篆书的影响，发展成一种成熟和独立的新书体。

东汉隶书的用笔变圆转为方折，蚕头雁尾，波磔明显，结体扁方。章法横成列，纵成行，字距宽，行距窄。风格也很丰富多样，或端庄典雅，如乙瑛、史晨、华山庙碑，或秀丽俊逸，如曹全、礼器，或厚重雄浑，如张迁，或纵逸恣意，如石门铭、西狭颂等。

这期间的隶书风格鲜明、格调高古、水平极高，又异彩纷呈，东汉将隶书推向了历史的高峰，这一时期的隶书往往被后人尊为隶书正宗。清代王澍盛赞说：“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

汉隶按材质分，主要有碑版和摩崖两种。

汉隶碑板刻石代表有：《曹全碑》、《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华山碑》、《张迁碑》等等。风格可分为秀逸类（如曹全、礼器）、拙朴类（如张迁）。下面择要简单分说一下各碑特点：

《曹全碑》

《曹全碑》是我们隶书班学习的主要范本。此碑立于东汉灵帝中平二年（年）十月，系东汉王敞等人为郃阳令曹全纪功颂德而立，记载了东汉末年曹全镇压黄巾起义的事件。全碑字，碑高厘米，横宽厘米。此碑于明万历初在郃阳（今陕西合阳）莘里村出土，原碑现存于西安碑林。

《曹全碑》属东汉末隶书完全成熟期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现存中国汉代石碑中保存比较完整、字体比较清晰的少数作品之一。其结字匀整，用笔方圆兼备，而以圆笔为主，风致翩翩，美妙多姿，是汉隶中秀美风格的代表。

《乙瑛碑》

《乙瑛碑》刊刻于东汉永兴元年（公元年），现存于山东曲阜孔庙。

《乙瑛碑》记录了鲁相乙瑛上书请求为孔庙设置百石卒史一人来执掌礼器庙祀之事，属于纪事性的祠庙碑，与《礼器碑》《史晨碑》合称孔庙三碑。

其书体方整，结构严谨，笔势刚健，书法雄劲。字取横势，粗细相间，起笔藏锋，收笔回锋，长笔画呈弯弧，波尾大挑，折角圆和，波势蕴柔，中敛旁肆，潇洒飞逸，气韵盎然，是汉隶成熟的代表碑刻之一。

《礼器碑》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chi，四声）造孔庙礼器碑》，又称“修孔子庙器表”、“韩明府孔子庙碑”，或称《韩敕碑》。刻于东汉永寿二年（年）。

《礼器碑》碑高厘米，宽78.5厘米，厚20厘米。四面皆刻有文字。碑阳16行，满行36字，碑阴3列，列17行；左侧3列，列4行，右侧4列，列4行。碑文记述了鲁相韩敕修饰孔庙、增置孔庙各种礼器、吏民共同捐资立石以颂其德之事。与《乙瑛碑》《史晨碑》合称孔庙三碑。

《礼器碑》笔画瘦劲，轻重变化明显，结体紧密又开张舒展，捺角粗壮斜行，长横波尾尖挑，风格质朴淳厚，是汉隶典型代表，历来评价甚高。

《张迁碑》

《张迁碑》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又名《张迁表颂》，东汉晚期佚名书法家书丹，碑刻家孙兴刻石而成。此碑于东汉中平三年（年）刻立，明代初年出土，现收藏于山东泰山岱庙碑廊。

《张迁碑》篆额题“汉故毂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12字，额字扁形，书意篆隶之间；碑阳正文15行，行42字；碑阴3列，上2列19行，下列3行碑文。此碑是谷城故吏韦萌等为追念张迁之功德而立，铭文着重宣扬张迁及其祖先张仲、张良、张释之和张骞的功绩，并涉及到黄巾起义军的有关情节，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张迁碑》风格以古朴、厚重、典雅取胜，格调峻实稳重，率真朴质。起笔方折宽厚，转角方圆兼备，运笔遒劲而曲折有力，落笔稳健，是汉隶方笔系统的代表作。

《熹平石经》

东汉末年蔡邕所书，该碑刻于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年)，石经原本刻入了《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等七种经书，共46石，20余万字。此碑字体方正，结构谨严，又奉诏所书，所以成为当时通行的标准字体。该碑在西安碑林、上海博物馆和台湾故宫等地有残石。

摩崖刻石的代表有：《石门颂》、《西狭颂》、《杨淮表》等。

《石门颂》

《石门颂》（全称为《汉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后世简称为《石门颂》）。是东汉建和二年（公元年）由当时汉中太守王升撰文、书佐王戎书丹，刻在陕西省汉中市褒城县的褒斜道南端石门隧道西壁之上的一方摩崖石刻。

《石门颂》歌颂了东汉汉顺帝时的司隶校尉、犍为（今属四川乐山）人杨孟文“数上奏请”修复褒斜道的事迹。整块摩崖通高厘米，宽厘米，题额高54厘米。

《石门颂》多用圆笔，逆锋起笔回锋收笔，线条沉着劲道，结字舒展放纵，体势瘦劲，飘逸自然，素有“隶中草书”之称。

《石门颂》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丰碑，它与略阳的《郙（fu,三声）阁颂》、甘肃成县的《西狭颂》并称为“汉三颂”，是汉代颂体代表作。

《西狭颂》

《西狭颂》（全称《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亦称《李翕颂》《黄龙碑》）。东汉建宁四年（年）六月，仇靖撰刻并书丹的，位于甘肃省成县天井山鱼窍峡上的摩崖石刻。

《西狭颂》有额、图、颂、题名四部分，篆额有“惠安西表”四字。正文右侧刻有“邑池五瑞图”，即黄龙、白鹿、嘉禾、木连理和承露人。颂在图之左，阴刻隶书20行，共字，每字约4厘米见方。隶书竖行12行，计字。记载武都太守李翕生平，歌颂其为民修复西狭栈道为民造福的政绩。

《西狭颂》因是石刻摩崖，粗犷雄强，字迹简洁古质，结构美观，刀法有力。

《西狭颂》与陕西省汉中市的《石门颂》、略阳县的《郙阁颂》同列为汉代书法“三颂”，是三大颂碑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摩崖刻石。

碑板和摩崖的不同：地域有别，形制各异，书家不同，表现出不同的风格面貌。碑板由书家在制作平整的石碑上书丹，由高级刻工刻镌而成，具有端庄典雅的“庙堂之气”。摩崖刻石处在荒郊野外，多由民间刻工倚山就势，在崖壁上刻凿而成，具有朴拙率真的“山野之气”。

汉隶是古文字向今文字转化的分水岭。“隶变”不但造就了隶书，同时，也衍生出了行草书和楷书。历史表明，书体的演变不是篆，隶，楷，行，草一步步发展过来的。而是以汉代为界，汉以前先篆后隶，汉以后，楷、行、草几乎和隶书成熟的同时期就形成了，汉代隶书尤其是东汉隶书是中国隶书史上的最高峰。

魏晋南北朝

这一时期的隶书走向式微，一方面该时期隶书有走向程式化和楷化的苗头，魏晋南北朝隶书大多杂以楷书笔法，和东汉隶书相比水平下降；二来魏晋禁止厚葬和立碑，这些对隶书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流传于世的三国（魏）的《曹真残碑》、西晋的《辟雍碑》（用笔已经带有大量楷书的痕迹）、南北朝时的北齐隶书《感孝颂》等。

《曹真残碑》

《辟雍碑》

隋唐

隋代隶书承前朝之风，更增楷法，结字方正，用笔整肃，隶楷笔法互参。传世作品有《太平寺碑》《青州舍利塔下铭》《贺若谊碑》等。

唐代皇帝皆好书法，其中唐玄宗李隆基尤好隶书。他的隶书体态宽博，字势横逸，笔画丰腴，有《石台孝经》《纪泰山铭》等流传于世。此外，唐朝还有一批擅长隶书的书家，比如徐浩、韩择木、梁升卿等。

清代钱泳在《书学》中对唐人的隶书作了具体的分析，其说：“唐人隶书，昔人谓皆出诸汉碑，非也。汉人各种碑碣，一碑有一碑之面貌，无有同者，即瓦当印章，以至铜器款识皆然，所谓俯拾即是，都归自然。若唐人则反是，无论元宗、徐浩、张廷圭、史维则、韩择木、蔡有邻、梁升卿、李权、陆郢（Ying，三声）诸人书，同是一种戈法，一种面貌，既不通《说文》，则别体杂出，而有意圭角，擅用挑踢，与汉人迥殊，吾故曰：唐人以楷法作隶书，固不如汉人以篆法作隶书也。”

唐玄宗《石台孝经》

宋元明

宋、元、明三代隶书处于低谷，虽有赵孟頫、吴睿等被当时视为善写隶书，但乏善可陈，不足为奇。只是稍提一下。

赵孟頫隶书《千字文》

清

清代康熙、乾隆以后，大兴文字狱所带来的思想禁锢，知识界口若寒蝉，都潜心于考古，研究古籍经史，考证金石文字。随着金石出土日多，金石学兴盛，摹拓之术日盛，为书法界扩大了视野，碑学兴起，写篆隶的人日多，成就也高。

清代隶书直追汉代，以笔墨宣纸为介质，书写出别具风格又具时代特点的笔墨隶书。有清一代卓有成就擅长隶书的名家也数不胜数。如郑簠（fu，三声）、金农、邓石如、伊秉绶、陈鸿寿、何绍基等都以专长隶书而著名。此外，高凤翰、桂馥，以及丁敬、黄易、陈豫钟等西泠诸家也各有自己的个性和面貌。又如傅山、王时敏、巴祖慰、姚元之、张廷济、俞樾、翁同和、杨岘等，隶书皆有可观。

郑簠，清方朔《枕经堂题跋?曹全碑跋》云：“国初郑谷口山人专精此体，足以名家，当其移步换形，觉古趣可挹。至于连篇大书，则又笔墨俱化烟云矣”，又同书《史晨碑跋》云：“本朝习此体者甚众，而天分与学力俱至，则推上元郑汝器，同邑邓顽伯。汝器戈撇参以《曹全碑》，故沈而飞舞。”清张在辛在《隶法琐言》中说：“作字正襟危坐，肃然以恭，执笔在手，不敢轻下，下必迟迟，敬慎为之。”就坐取笔搦管，作制敌之状，半日一画，每成一字，必气喘数刻，始知前辈成名，原非偶然。”作品结字点画讲究，有浓厚的装饰味。

郑簠隶书

金农“扬州八怪”之一。他的隶书很有特色，用笔扁方，号为“漆书”。代表性《隶书册》《四言对联》。金农（公元－年），号稽留山民、曲江外史、龙梭仙客等等，浙江仁和人。清江湜在《跋冬心随笔》时说：“冬心先生书，淳古方整，从汉人分隶得来，溢而为行草，如老树著花，姿媚横出。”杨守敬说：“板桥行楷，冬心分隶，皆不受前人束缚，自辟蹊径，然以为后学师范，或堕魔道。”

金农隶书

邓石如（－），初名琰，字石如，后改顽伯，号完白山人等，安徽怀宁人。布衣，得江宁梅氏赏识，留梅家，见众多碑帖，大开眼界，遍临数十百遍，为他的篆隶书打下传统功夫。包世臣《邓石如传》中说：“山人篆法以二李（李斯、李阳冰）为宗，而纵横阖僻之妙，则得之史籀，稍参隶意，杀锋以取劲折，故字体微方，与秦汉瓦当额文为尤近。其分书则遒丽淳质，变化不可方物，结体极严整，而浑融无迹。”

他的隶书结体严紧，遒丽浑逸，渗有魏碑意趣，揉进篆书笔法，气势雄强，笔法峻拔。其隶书在清代可算独树一帜，对后人颇有影响。

邓石如隶书

伊秉绶是清代具有特色的隶书家，笔法精熟，结体宽博方正，线条粗细变化，笔画强劲，具有磅礴气势。

赵光说：“墨卿遥接汉隶真传，能拓汉隶而大之，愈大愈壮。”何绍基《东洲草堂诗抄》说：“丈人八分出二篆，使如漆楮如简”。《王椒畦诗》说：“墨卿作书亦如画，笔墨之外能通神。”清蒋宝龄《墨林今话》说他“尤以篆隶名当代，劲秀古媚，独创一家。”

伊秉绶隶书

西泠诸家都擅篆隶，尤其是隶书，往往都精于此道。比如丁敬、黄易、陈鸿寿等等，都不佳作传世。以陈鸿寿为例，陈鸿寿（公元－年），字子恭，号曼生，浙江钱塘（杭州）人。官至江南海防同知。陈鸿寿被称为“酷嗜摩崖碑刻的隶书家。”

陈鸿寿隶书

何绍基长于隶书，据何氏《自评》：“余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八真楷之绪。”中年极意北碑，尤得力于《黑女志》，遂臻沈境，晚喜分，周金汉石无不临摹，融入行楷，乃自成家。”说明何绍基的隶书带楷意，笔法雄劲，形成独自风貌。

何绍基隶书

赵之谦，清代著名书家，书画印俱精绝于世。浙江会稽（绍兴）人。咸丰时举人，官至南城县官。他重姿态，偏锋行笔，体宽扁，笔画肆意。

赵之谦隶书

民国至今

民国至当代的隶书总体是清代隶书的延续，虽然出现大量擅写隶书的书法名家，如胡汉民、郑孝胥、罗振玉、赵叔孺、王福庵等。虽笔法精湛，技艺高超，但就创新而言，并没有革命性的创新之举。在这里不一一赘述。

胡汉民隶书

王福庵隶书

就学习隶书而言，当以汉隶为宗，作为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学习对象，然后在此基础上，可以适当选择自己喜欢的有个性书风的清代隶书家加以精进和延展学习，从中汲取体现个性风格的隶书营养，进而写出更具书法意味和自己特点的隶书作品来，是为隶书精进学习方法。

以上简要把隶书简史给大家梳理了一下，供大家学习参考。

注：本文根据石安在“石安书法”隶书学习班的《隶书发展简史》直播课程实录内容整理，根据行文需要有所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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