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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萌芽于战国，立体于秦，成熟于汉。与篆书相比，隶书有几个明显的不同点：一是字的形体由长方变为正方和扁方。非因上下重叠结构之字，不再如篆书作直长形；二是章法，上出现字距大于行距的总趋势。这本是字形扁化自然造成的，后因其具有特殊的形式感，就作为隶书特有的章法保留了；三是字的笔画不再求玉箸般的匀齐，转折不再求婉通，而是以方折求坚劲；

字势不再如几何形体式的横平竖直、齐正工谨，点画有强烈的运动感，先后出现了波撇、蚕头燕尾和线条的粗细变化。最为重要的是第四条。正是有了这一条，隶体和以往的字体告别，开始了真正意义的“书法”历程。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此前出现的甲骨文、大小篆，基本上都是以契刻为手段成字定型的。只有隶书，才开始真正是以书写成字。不仅每个字有结构，而且有笔画造型。而此前的大小篆是只求线条造型，不多注意笔画的形式要求的。

甲骨文先书而后刻，书写只起立稿的作用。刻技精熟者不用书写可径直操刀。字是以刀刻定其性质的。有契刻之峻爽，无书写之流利。金文有两类，一类是安排设计后，先刻于泥范，而后随器铸就；一类是在铸就的器物上安排设计后，直接以刀具刻出。二者虽事先都有书写，但最后呈现的都不是书写而是镌刻的效果。

秦始皇时代的《泰山刻石》等，是作为标准体式范示于众的小篆，更是以工艺手段完成的。那么大、那么严谨的结字，不要说李斯、赵高等政要忙人不可能以一次性挥写的工力写出，即使当时专门的书工也做不到。因为当时专门写字的书工惯书的只是竹木缯帛，不是碑石，无处练就写这么大、这么工谨的篆籀的本领，一下以这么严谨的体势，一下写得这么大、这么工整，线条这么匀净，是不大可能的。即使后来者摹写，也要费一番工夫。(署书强字体大，由于据门榜而题，也难以一次挥写得工谨如小篆。)说明它们只能是先设计妥帖，后在刻工合作下以工艺手段完成的。

当时人们似还没有这样的概念：“若非一次性挥写成功，则不算书家”,更没有想到后来人是否会以“一次性挥写”论艺术。力求精整，是这个历史阶段书契的审美追求。“以书写之工夫成字，方为艺术”的观念，此时尚不可能形成，这是隶书通行以前文字成形的基本状况。可以这样说：如果文字成形一直以契刻为手段、为最终效果，就不会有隶书的产生。为了适应需要，便于契刻，可以将笔画减至最少程度，也不可能成为隶书。

然而事实上隶书萌芽了，形成了，并逐渐取代了篆籀，成为通行字体，原因就在于简帛上的直接书写流行了。隶书是以书写成为流行的成字手段的产物。隶书的形成，是书写的文字可以保存，书写成迹比契刻成迹大为便利的结果，也是对书写有了审美效果上的确认的结果。

开篇就讲了，隶书萌芽，可追溯到战国时期。信阳长台关出土的战国楚简，虽属大篆，但其笔画乃至结体却不乏隶意。天水放马滩出土的战国晚期秦简，更是笔画开始简化，笔画已少篆书基本特点的隶式，只是它们尚未能完全变为隶书。这是因为当时仍是篆书通行时代，书契者仍只在为表音表意以线条画出文字之形，虽然书写中无意出现了后来人认为具有“隶意”的笔画，当时人却只视之为急速成书难求匀整所致，不会把它视为一种新字体的萌芽，也不会认为这种笔意有什么审美效果。

如果不是这样，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什么还用那么大心力去制定工谨空前的小篆，而不直接因势利导及时整理出隶体来？直到“奏事日繁，书人们深感“篆字难成”,才不得不自觉采用这种相对易成的隶笔写法，从而使之成为一种流行的实用字体。只是秦始皇时期的隶书，与以前由篆书简率写出尚未被视为隶体者，究竟有何不同，今人未能见到实物，无从得知。书史上记述的为隶创体的秦人程邈，究竟在前人基础上做了些什么，如今也无从察考。只是觉得发展到西汉时期的隶体，比之秦统--六国前，尚无隶书之名的一些“隶势(后人称它为“古隶),差别不是太大，以致使人怀疑，是否确有程邈创隶之事。

但秦始皇时期，隶书通行是肯定的。一则西汉时隶书已流行，西汉之隶，必继它而来；二则史书都说，包括隶书在内，“秦书八体”。不过严格说来，所谓“八体”,实不过是以契刻与书写来区分的两类体式，其所称“大、小篆”算一类，它如“刻符(即符信书)就不能算一体，如《阳陵虎符铭》仍属篆书。“虫书”也不过是线条多些弯曲的篆书，是特意设计的“美术字，不是通用字体。“摹印”是用于玺印上的篆书，也算不得独立的字体；“署书则是题于门匾的篆书，字如果很大，毛笔难以一挥而就，非有工艺性的做作不可；最后一种是“隶书”,不是契刻，不是工艺性做作，而是顺时序一笔而下的。这再一次说明：没有顺时序而下的书写，就不会有隶书的发展形成。

秦武王二年的木牍(如青川木牍),多数字已具隶书笔势、笔顺及形体结构。而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书，仍然是篆意深浓的古篆形态。湖北张家山汉简阖庐和湖南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倒是逐渐少了篆书笔法，有了隶书的撇波；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宣帝时简，每个字的主笔更出现了明显的波挑。可以说，直到西汉中后期，隶书才脱尽篆籀而有自己的体式。东汉时期，体势则更完备，如武威《王仗诏会简》。这些事实再一次说明：不是任何个人有心作了隶体的整理，而是于简牍纸帛大量书写之外，更与立碑之事大量兴起有关。前面说，只有契刻，出不了隶体。这里又说，碑石契刻促进了隶书形成“完美”的体式。这不是矛盾么？

参考资料《陈方既论书法第4卷书法散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