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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统一刊号CN41-/J

主编：谭振飞

副主编：王客龙友

原载《东方艺术-书法》.6下半月

独家授权发布

丁万里，年，山东烟台人。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浙江省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

浙江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杭州师范大学书法讲师

年本科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获学士学位。

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获硕士学位，导师韩天雍、陈大中、白砥教授。

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获博士学位，导师祝遂之教授。

中坚·丁万里

低调华丽防守反击

——评丁万里的艺术

鲁大东

万里爱足球，能踢，身体素质好，耐力强，所以成百上千字的篆书隶书楷书，通篇一贯，毫无懈怠。

一个人，写一件篆书隶书楷书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坚持写篆书隶书楷书，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书法传统，一贯地有益于时代，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坚持骂美院的人说了：中国美院的书法毕业生，学士、硕士、博士，篆必铁线，隶必汉碑，楷必褚遂良，行草必晋唐，样样通，样样没风格，一写一大篇，有意思么？

没有意思么？古代男人寿命短，没有青春期，四十多就当风烛残年，专精一两体，抓紧出风格，出名要趁早，无可厚非。今天中国男人的平均寿命是74岁，多活几十年，有精力做更多的事。技法练习，设计课程，集中练习，效率更高，一帖在手，短期掌握，不需数年，掌握方法，举一反三，长期积累，样样精通。你觉得他学的太多，不如你专精一体，可是这一体他也写得比你好啊。

万里是美院教育的一个标准品，心无旁骛，循序渐进，不即不离，风规自远。

古人说的意临，除去了个人理念，剩下的就是形不准，各种形不准积累起来，就是个人风格。中国美院的临帖理念，形式训练加空间关照，实际上接近素描教学的造型观念，在绘画是老生常谈，在书法就是教学创新。带着造型观念去关照传统，传统就不是他们说的那个传统。万里是八零后，也是这个时代刷新传统形象的主力。

具体点，我们按现在的时间给万里的风格做个切片，可以看出里面清晰的结构：篆书看上去是李阳冰，流利婉转，但李阳冰结构有天生缺陷，万里的治疗方法是用汉篆的结构去调理；隶书下功夫最狠，面貌是多样统一，经典汉碑烂熟于胸，掺入汉人简牍的日常书写，所谓“彪焕磥硌，形体抑扬，芬葩连属，分间罗行”，可以当之；正楷书提笔空，运笔灵，令习褚书者有搁笔之叹；小字与行草书最接近时代，却定时回《集王圣教》和二王尺牍那里探探亲。

这样，一个美院出身的青年书法艺术家的肖像就勾勒出来了，简单地说，就是：不做不作（第一声）。不做就是自始至终保持书写感，这是美院沙孟海时代就开始的追求；不做就是保持低调的华丽，不断前行，警惕创新的陷阱。

创新对传统就像一场比赛，创新往往是一个进攻的姿态，但是全面进攻的结果，历史上的天才不算，往往是杀敌三百，自损一千。万里对传统的态度，一直是敬畏，但当传统进攻上来的时候，要坚持自己的技术动作，按照既定的战术，相信自己过人的实力，利用对手防线身后的空档，坚决反击，就像皇马最好的时期那样。

篆书《墨池记》x68cm

篆书《沧海少陵》联x23cmx2

隶书《千字文》x68cm

隶书《钿带笙歌》联67.5x12.8cm

碑刻隶书的“滞后”浅论

丁万里

简牍和石刻是两汉隶书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并有各自的发展轨迹。

简牍上的隶书依托着文字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贯穿了整个两汉时期。20世纪前，世人对汉代以前书法的认识，仅仅是停留在铭刻上，对于篆书是如何向隶书演变，隶书与分书的区别等问题，都有赖于墨迹的发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汉简的出土构成了汉简隶书的书法体系。汉简的发现，可以填补两汉书法史帖学部分的空白，同时也纠正了一些错误及混乱的说法。

石刻隶书的发展有较强的突变性，表现为东汉中期以后汉碑隶书的迅猛发展。这种突变性包含两个方面：其一，石刻形制的突变。在东汉中期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石刻没有固定的形制和功用，内容方面也没有特定的要求，多以记事为主。自东汉中期始，“碑”的形式迅猛发展，和广义上的石刻不同，“碑”是特指有固定形制和功用的一种石刻形式；其二，书体的突变。汉碑上的隶书多表现为成熟隶书，而其他石刻上多为篆隶相间。石刻上的隶书面貌，完全没有表现出像简牍上那样完整而清晰的演变过程，而汉碑隶书的成熟也明显滞后于汉简。造成这种滞后现象的原因，并非文字发展的不平衡，而是书写者主观上的不作为和客观条件的不成熟。所以，对于汉碑隶书来讲，无从谈其风格之演变，只能论其因地域、写手、刻手、功用等因素而产生的风格之差异。

碑学兴盛的清代，世人还未能目睹汉简隶书的真容。因此，石刻自然成了隶书发展演变的正宗。但到目前为止，西汉石刻数量稀少，且形制又小，其中篆书占了很大的比例。西汉中期以前，如《群臣上寿刻石》、《鲁北陛石刻石》都为篆书，《霍去病墓刻石》算是早期的隶书，但还未成熟。汉宣帝五凤二年（前56年）的《五凤刻石》，其文字仍有浓厚的篆意，但也流露出些许汉简的笔意。新莽时期《莱子侯刻石》结体已近乎隶书，但无波磔用笔。从石刻来看，隶书在西汉还处于不完全成熟时期。然而，《青川木牍》的发现，清晰地呈现了早期隶书的用笔特征，之后出土的秦始皇三十年（前年）《云梦睡虎地秦简》，虽篆隶相间，但波磔分明。由此可见，秦代墨迹已有隶意。再如汉文帝时期《阜阳汉简》用笔方折，波磔用笔已基本成熟。年，河北定县四十号汉墓出土的一批汉简，考古学家定为西汉宣帝时期物，这批汉简更加是高度成熟的隶书，与东汉碑刻隶书毫无二致。成熟的隶书形态大量地表现于在西汉中期之后的简牍之上，而石刻上的成熟隶书形态，直至东汉中后期的碑刻上才表现出来，比墨迹晚了二百多年，远远滞后于汉简隶书的发展。

汉代对文字的应用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在习惯上受秦代影响。西汉初期的石刻文字大多为篆书，其功用只是一般记事，所以无论书写还是镌刻，都比较草率随意。随着隶书使用范围的扩大，这些不太重要的记事石刻也逐渐摒弃篆书而改用隶书，但书刻依旧草率。写手不会细致揣摩书写的效果，刻手也不会去认真表现书写者的本意，书风大多质朴。然而，从书写精熟的汉简来看，这些写手并非不会书写成熟隶书，而是主观上没有重视这类书写，只求文字内容正确而已，书写的好坏与否是次要的。写手的态度尚且如此，刻手可想而知。因此，这一时期石刻隶书形态滞后于汉简隶书，原因并非刻手水平不佳，而是由于书写者主观态度的不重视。这种消极的态度又是因为当时社会的大环境，无树碑立石风气，对碑版石刻极其不重视而造成的。东汉初期，石刻隶书面貌基本延续了西汉风格。直至东汉中后期，由于“碑”的发展和风靡，碑刻上的隶书形态迅速成熟起来。“碑”在当时备受重视，达官贵族争相树碑立传，其功用由记事变为歌功颂德，所以碑文的书刻，一定是挑选最优秀的写手和刻手来共同制作。此时东汉人对篆书的认读能力已经大大下降，只有在极为重要的场合才会偶尔使用篆书，所以碑刻上的文字自然是用当时的主流文字。写手认真谨慎，而刻手又不遗余力地展现自己的高超技艺，将书写者本意镌刻于碑石之上。至此，早在西汉便已成熟的隶书终于在碑刻上得以体现。除“碑”之外，其他石刻上少有成熟隶书，说明“碑”对石刻隶书的成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石刻文字滞后于墨迹的现象，在汉代表现得最为强烈，一方面与文字的发展正处于不稳定时期有关；另一方面主要受制于“碑”的发展，在“碑”的形制没有成熟之前，碑文也很难施以成熟之文字。

隶书《登泰山记》x90cm()

临摹《汉残石五品》x68cm()

楷书《三字经》x68cm

草书《世说新语》33x24cmx4

隶书《后赤壁赋》29x7cmx8

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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