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颉篇》是我国古代继《史籀篇》之后的又一部启蒙识字课本，它最初由三篇文字构成，分别是秦丞相李斯的《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的《爰历篇》和太史胡毋敬的《博学篇》，共20章，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书同文”政策的产物。习惯上，人们把李斯等人编写的《苍颉篇》原本称之为“秦三苍”。苍颉也作仓颉。

汉初，闾里书师合“秦三苍”为一篇，断60字为一章，共55章，合计字，仍称《仓颉篇》。汉代学者在此基础上屡有续作，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东汉和帝时，郎中贾鲂又将班固所续的13章扩充为34章。

晋代的张轨将秦本《仓颉篇》作为上篇（55章，字），以扬雄所续《训纂篇》34章（字）为中篇，以班、贾二人所续《滂喜篇》34章（字）为下篇，合称《三苍》，习惯上也称之为“汉三苍”。至此，《仓颉篇》由初最的识字课发展演变为

一部包含章共计字的大型工具书，所以后世也把它视为字书。

《仓颉篇》在流传过程中还产生了一些释词解义的训释之作，汉代有扬雄《苍颉训纂》和杜林的《苍颉训纂》《苍颉故》。晋代以后，又有张揖《三苍训故》和郭璞《三苍解诂》之作，都是训释之作。《隋志》只著录郭璞的《三苍》三卷。

《仓颉》一系的字书，后世都亡佚了。

我国最早的识字课本是西周宣王时太史籀所编的《史籀篇》，收录的文字是当时通用的大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列国林立，言语异声，文字异体。到了战国末期，籀文大篆已通行多年，书写繁难，多有不便，已经不能适应日益繁复的社会活动了，人们在实际应用中就有求简取便的自然需求。秦国为周之故土，使用的文字自然是古籀大篆一系的文字，而其他东方六国所使用的文字则与周秦系文字颇有不同，王国维先生谓之“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到秦统一六国之时，秦人在原有大篆的基础上，颇有省改，取其便捷易用，这种比大篆简易省改的秦国文字就是小篆。大篆、小篆等名称，都是后世学者所拟定的，当时人并不这样称名，小是相对于大而言的。

秦灭六国之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在全国推行简易规整的小篆字体。为了顺应这一“书同文”的文字改革国策，丞相李斯作《苍颉篇》，共7章，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共6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共7章。三人所作共计3篇20章，世称“秦三苍”。这三篇读物的文字“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即小篆字体。可惜秦国亨祚日短，二世而亡，李斯等人的《苍颉篇》在“正文字”和“教小学”诸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汉初，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60字为一章，凡55章，共字，并称《苍颉篇》。其后扬雄采摭众家之说，辑成《训纂篇》，顺续《苍颉篇》，凡34章，章60字，共字。东汉的班固在扬雄续作的基础上又续作了13章，章60字，则为字。东汉和帝时，郎中贾鲂又在班固续作的基础上扩充为34章，章60字，则为字。这样，《苍颉篇》包括它的续作，就达到了章字，俨然是一部煌煌大典了。班固《汉志》记载：“苍颉一篇。”注云：“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历》六章，车府令赵高作。《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其“小学家”小序又云：“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班固又说：“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

至东汉和帝永元年间，郎中贾鲂承班固所续而广之，扩充为34章，名为《滂喜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三苍》三卷”，注云：“秦丞相李斯作《苍颉篇》，汉扬雄作《训纂篇》，后汉郎中贾鲂作《滂喜篇》，故曰《三苍》。”唐人张怀瓘《书断》也说：“和帝永元中，贾鲂又撰《异字》，取（班）固所续章而广之，为三十四章，用《训纂》末字以为篇目，故曰《滂喜篇》，言滂沱大盛。……《苍颉训纂》八十九章，合贾广班三十四章，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备矣。”《北史·江式传》也存类似记载。梁庾元威《论书表》：“李斯造《苍颉》七章，赵高造《爰历》六章，胡毋敬造《博学》七章，后人分为五十五章，为《三苍》上卷；至哀帝元嘉中，扬子云作《训纂》记《滂喜》，为中卷；和帝永元中，贾升卿更续记《彦均》，为下卷，故后人称为《三苍》也。”这就是后世所称的“汉三苍”，即原本“秦三苍”为上卷，扬雄所续《训纂篇》为中卷，班、贾所更续者《滂喜篇》为下卷。

就目前材料来看，汉初改编的55章本流传范围很广，影响也最大。

关于《苍颉篇》名称的由来，清人孙星衍曾说：“名之《苍颉》者，亦如《急就》以首句题篇”。王国维运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推断《苍颉篇》篇名取自首句前二字。他说：“《诗》、《书》及周、秦诸子，大抵以二字名篇，此古代书名之通例，字书亦然。《苍颉篇》首句虽不可考，然《流沙坠简》卷二第十八简上，有汉人学书字中有“苍颉作”三字，疑是《苍颉篇》首句中语，故学者书之，其全句当作‘苍颉作书’。《爰历》、《博学》、《凡将》诸篇，亦有首二字名篇，今《急就》篇尚存，可证也。”其后出土大量简牍文献也证实了王国维的推断是正确的。

《苍颉篇》在流传过程中，还产生了大量训词释义之作，犹如字典，以备检索。其中汉代有扬雄的《苍颉训纂》和杜林的《苍颉训纂》《苍颉故》，魏晋之后，又有张揖《三苍训故》和郭璞《三苍解诂》，其中《隋志》中著录《三苍》三卷，并注云“郭璞注”，可见，唐人所见者，仅郭璞《三苍解诂》而已。

《苍颉篇》虽然是《史籀篇》的继承和发展，收集了当时的简易便捷之体，但是文字是不断发展并演进的，到了汉代，尤其是是东汉，《苍颉篇》所收之字已大多成了古字、难字和希用字，所以不便实用，其少人问津的历史命运便在所难免。自史游的《急就篇》问世，《苍颉篇》便少人问津而渐次式微了。到了唐人修《隋书》，便只著录《三苍》三卷，到了明人修《宋史》时，便不再提及《苍颉篇》了，所以有学者据此推断《苍颉篇》亡佚于宋室靖康倾覆之际。但据常理推测，其失传的时代或许还要早，大致在唐宋鼎革之际。

（此处概述中所引学术观点，均应一一出注，待补）

待增加。敬请期待。

孙星衍辑《苍颉篇》三卷，梁章钜撰《苍颉篇校证》三卷、《苍颉篇补遗》一卷，任大椿辑《苍颉篇》二卷、《三苍》二卷，任兆麟《苍颉篇补正》二卷、《三苍补正》二卷、黄奭《逸书考苍颉篇一卷，马国翰辑《苍颉篇》一卷、《三苍》一卷、《训纂篇》一卷、《苍颉训诂》一卷，陶方琦《苍颉篇补本》二卷，陈其荣《增订苍颉篇》三卷，曹元忠《苍颉篇补本续》一卷，诸可宝《苍颉篇续本》一卷，王仁俊《苍颉篇辑补校证》三卷，顾振幅《苍颉篇》一卷，《三苍》一卷，龚道耕《苍颉篇补本续》一卷，臧礼堂《增订苍颉篇》三卷，程廷献《苍颉篇辑本》，陈荛春《苍颉篇逸文》，龙璋《苍颉篇》二卷，王国维辑《重辑苍颉篇》二卷。

待完善。敬请期待

待增加。敬请期待。

现在零星地发现部分汉简，但数量还是很少，现存字数最多的版本是阜阳汉简《苍颉篇》，共存枚残简，内容包括《苍颉》、《爰历》、《博学》三篇。出土时简文残损严重，现存字。无书题。36简文四字为句，有韵可寻。现存成句或不成句的不足句，按汉代《苍颉篇》句计算，还不到全篇的四分之一。文中避秦王政讳。估计保存了秦代的原貌。

苍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诏，谨慎敬戒。

勉力讽诵，昼夜勿置。苟务成史，计会辩治。

超等轶群，出尤别异。初虽劳苦，卒必有意。

悫愿忠信，密言赏。

说文解字：

幼子承诏

居延汉简：

苍颉（19）97、8

苍颉作书，以教后诣。（）、20

□计嗣。幼子承诏。（）、18

苍颉作书，以□□□（B13）85、21

嗣。幼子承诏，谨慎敬戒。（）、4

苍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昭，谨慎敬戒，勉力风诵，昼夜勿置，苟务成史，计会辩治，超等轶群，出尤别异。EPT50：1A。

初虽劳苦，卒必有意，悫愿忠信，密言言赏赏。1B

敦煌马圈湾汉简：

苍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诏，谨慎（T9：76）

玉门花海汉简：

苍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讽（A）

昼夜勿置。勉成史，计会辩治。超等（B）

苍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讽，谨慎敬戒。勉力讽诵（A）

昼夜勿置。苟勉力成史，计会辩治。超等（B）

苍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讽，谨慎敬戒。勉力讽诵，昼夜（A）

勿置。苟勉力成史，计会辩治。超等（B）

编辑

□表书插，颠愿重该，已起臣仆，发传约载，

趣遽观望，步行驾服，逋逃隐匿，往来前□，

汉兼天下，海内并厕，饬端修法，□□□类，

菹离异，戎翟给賨，但致贡□。

居延汉简：

第五：□表书插，颠愿重该，已起臣仆，发传约载，趣遽观望（）至（）9、1（甲面）

□类，菹离异，戎翟给賨，但致贡（）至（）9、1（乙面）

行步驾服，逋逃隐□，往来□□，汉兼天下，海内并厕（）至（）9、1（丙面）

阜阳汉简：

己起臣仆，发传约载，趣遽观望，行步驾服，逋逃隐匿，□兼天下，海内并厕，饬端修法。

颜氏家训：

汉兼天下，海内并厕，豨黥韩覆，畔讨灭残。

9月17日，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举行城坝遗址考古新发现暨专家论证会，宣布经过5年不间断、系统性的考古发掘，不仅在南方首次全面揭露了一座郡县一级的城址——宕渠城城址，还发现了四川地区极为罕见的十余枚汉简。其中刻有“苍颉作书，以教后人”等字样的简牍，更被与会专家认为可能是四川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识字教科书”。

宕渠城面貌首次全面揭露

自上世纪80年代出土大量青铜器以后，渠县城坝遗址已被证实为一处历史上的少数民族賨（cóng）人文化遗址。而《华阳国志》记载，公元前年秦灭巴蜀以后，在今达州境内设宕渠城，治地是位于今渠县土溪乡城坝村的賨城。东汉车骑将军冯绲增修，俗名车骑城。宕渠城城址位于何处？5年，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首次通过科学考古，在城坝村发现了城址。年，开始对城址“解剖”，由此拉开城坝遗址持续考古的序幕。

经过5年考古，在平方米的发掘区内清理出墓葬、水井、灰坑、城墙、城门、房址、沟、窑等各类遗迹余处，出土各类文物余件，首次全面厘清了城坝遗址功能分区，构建了遗址自战国晚期至魏晋时期年代序列。其中，最重要的是以实物确认了此处为宕渠城城址，并且发现了城门等遗址。

城坝遗址现场考古人员郑禄红透露，通过对城墙的发掘和解剖，考古人员发现南北长约米、东西最宽约米、面积约5万平方米的城址。持续不断的考古中，不仅发现了“宕渠”字样的瓦当，还通过对城址西南部的发掘，全面立体地展示出城址内的结构布局。

省考古院副研究员陈卫东介绍，宕渠城初始夯筑年代为西汉，东汉时期有过大规模增修，一直沿用到六朝时期才废弃，这与史料记载基本对应。城址由城墙、壕沟、城门、暗渠、门房等组成，也保存有建筑基址、道路、水井、窖穴甚至车辙印。保存完好的遗迹互相关联，组成了有机整体。中国国家博物馆原考古部主任信立祥认为，“在中国考古史上，南方城址保存如此完好者相当罕见。”

出土汉简刻画鲜活信息

在遗址北部发掘区靠近渠江处，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十余枚珍贵的竹木简牍和大量竹编。考古专家认为，这里极可能是一处津关，此处的出土文物对于了解秦汉帝国对西南地区的行政管理提供了新材料，十分重要。

津关，即在水陆要冲地带设立的关口。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研究员刘曙光认为，宕渠城北部发掘区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是极便控制、瞭望的一处点位。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李均明研究员看来，这处津关的规模，可以达到现在县团级驻点的规模。正是在这片疑似津关的区域，出土了很多竹编器以及珍贵的秦汉简牍。其中，十余枚简牍是四川地区继青川出土战国木牍、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汉代医简之后，第三次发现秦汉简牍，填补了地方史料的缺佚，蕴涵巨大学术价值。

在这些简牍之上，目前可以辨认的文字约个。来自全国的古文字专家们目前初步辨认出简牍的类别有官方文书、书信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一枚刻有“苍颉作书”等字样者。苍颉是传说中造字的先祖，秦灭六国后，丞相李斯作《苍颉篇》在全国推行简易规整的小篆字体，在“正文字”和“教小学”等方面发挥了作用。在阜阳汉简《苍颉篇》中，开篇即为“苍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诏，谨慎敬戒。”而宕渠出土简牍中，依稀可以辨认出“苍颉作书，以教后人”的字样。与会专家认为，如果该简牍最后识读为《苍颉篇》，那将是四川出土的最早的识字教科书。

让人惊讶的是，城坝遗址还出土了竹筐、竹器盖等竹编遗存。城坝遗址所在的渠县，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成为中国竹编之乡，渠县刘氏竹编也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竹编制器物的出土，证明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汉代，这里竹编就已很盛行。

来源：四川日报

衔远山、吞渠江，城坝遗址（又名“宕渠城”遗址）如同锁钥一般，扼住一条水上要道，从秦灭巴蜀到宋蒙之战，这里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根据《三国志》记载，刘备令张飞进兵宕渠，与张郃战于瓦口。这场“五虎上将”对决“五子良将”的德比之战，张飞最终完胜，终结了曹操从宕渠南下进攻巴郡治所江州（今重庆）的念头。

鼓角争鸣之声远去，城坝遗址迎来了一轮又一轮考古发掘，这处川东地区目前尚存的历史最早、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古城遗址不断出土“惊喜”。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举行的四川渠县城坝遗址考古新发现研讨会了解到，经过连续5年的发掘，已经清理遗迹多处，出土文物多件，近期还发掘出土了疑似津关遗址，如果确认，这将是目前国内唯一的水路津关遗址。在遗址区，15枚汉代竹木简牍异常珍贵，总字数多字，既有包括“河平二年”、“竞宁元年”等纪年的官方文书性质木牍，也有《仓颉篇》这种最早的用于识字的“教科书”。

发现“汉代水井”

地处渠江右岸，渠县城坝遗址三面环水一面靠山，从年到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城坝遗址进行了连续五年的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目前发掘面积共计平方米，清理包括墓葬、水井、灰坑、城墙、城门、房址，沟、窑等各类遗迹余处，出土各类文物余件，首次全面厘清了城坝遗址功能分区，构建了遗址自战国晚期至魏晋时期年代序列。

西汉“宕渠道”、东汉“车骑城”，在考古发掘中，城址西城门重见天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现场队员郑禄红介绍，城墙初始夯筑年代为西汉时期，到了东汉时期有过大规模增修，一直沿用至六朝时期废弃。

在城内，还发掘了10余口水井。“当地村子一直有48口车子井的传说。”考古队员介绍，之前村里发现了三口仍在使用的古井，老百姓说不清什么时候的，有专家认为是汉代的，直到在遗址区发现了同款水井，大家才恍然大悟，村里的水井已经使用了0多年。

城址功能分区完备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信立祥认为，城坝遗址作为南方郡县遗址保存下来还是比较困难，城址有完整的布局，从西门进去，两边是石头垒砌的高台。“进门两边应该有府库，离衙署应该也不远了。”信立祥表示，随着考古发掘深入，应该还有更多值得期待的地方。

此外，从发掘情况看，城坝遗址墓葬延续时间较长，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包含多种文化因素，是研究晚期巴文化中“賨人”的最主要遗存，同时也反映了秦汉一统之下的多元文化发展。已发掘的窑址位于城址西部，出土的板瓦与城址内出土板瓦遗址，表明是为城址专供烧制。这些发现与城址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大遗址单元。

很可能是津关遗址

遗址北部发掘区靠近渠江，大量的竹木简牍和竹编器在这里出现，这里究竟是码头还是津关？目前还尚待进一步发掘，不过，多数专家还是倾向于这里可能是一处津关遗址。如果确认，这将是目前国内唯一的水路津关遗址。

在张家山汉简中的《津关令》中，也探讨了汉代津关制度，里面对人员出入、物资出入、马匹出入、通关文书等都有严格要求。而在北部发掘区中，大量竹木简牍上也有“河和平二年都乡”等字样，专家表示，“从字里行间可以推测，可能是说有个生了五个孩子的人想回娘家，这些类似过关的检查语。”有专家表示，这里有类似“边检”的作用，除了物资保障，还可以防范间谍。

简牍中竟有官方文书

目前已出土汉代简牍15枚，总字数近字，包括“河平二年”、“竞宁元年”等纪年的官方文书性质木牍等，这在四川地区考古中十分罕见，除去青川战国木牍、老官山汉墓医简，这是第三次发现，大大填补了地方史料的缺佚，蕴涵巨大的学术价值。

众多竹木简牍中还有类似司法文书的爰书。“爰书不是一般人能写的。”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李均明肯定了这批竹木简牍的价值，从竹木简牍可以推断驻守这里的不是亭一级单位，这种要塞只有2到3人不太可能。“它应该类似于西北的候关，相当于一个县团级单位。”李均明说，在竹木简牍中还记载了“江州发吏一人”，这是一种典型的官方文书。在竹木简牍中还有“苍颉作书，以教后嗣”的《仓颉篇》，这种最早的用于识字的“教科书”的发现也让大家激动不已。

竹木简牍

力证宕渠城所在地

城坝遗址出土了大量西汉至六朝时期重要文物，为当地汉晋时期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宝贵资料。其中，“宕渠”文字瓦当的出土，明确表明城坝遗址即是秦汉时期文献记载“宕渠”城所在地，考古发掘与史料记载“宕渠”郡县的设置与废弃年代也基本相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称，城坝遗址的发掘让南方郡县一级城址首次揭露得如此清楚，城址要素齐全，郡县一级的配套设施完备。

“先秦到汉代的遗址在四川境内发掘了不少，缺的就是带有文字的竹木简牍。”高大伦说，大量竹木简牍出现则让当年的生活、工作都“跃然简上”，而遗址延续时间这么长，下一步的考古发掘中，相信会有更多发现。更为重要的是，这为研究川东地区巴文化探索、巴文化融入汉文化的过程、秦汉帝国对西南地区开发和管理提供了考古资料。（记者宦小淮）

图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精绝国小学课本竟然是《苍颉篇》

（光明日报）

尽管已经出土20多年了，但近日史学家的一次解读，竟然有了重大发现：现藏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两枚汉简，属于汉代字书《苍颉篇》。作为秦汉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小学教材，《苍颉篇》当时曾通行全国。而今却在距长安万里之遥的汉代西域城邦小国——精绝国中发现。这对研究古代中原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推广、接纳、使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尼雅遗址位于昆仑山脚下今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境内，深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年斯坦因第四次进入尼雅，掘获26枚木简，其中一支残简写有：“□□□武□□□汉精绝王承书从□□□”等字，准确表明尼雅遗址就是汉朝属下精绝王国故址。

　　年，考古人员在尼雅遗址发现两枚均为残片的汉简。其中一枚木简残长15.4厘米，宽1.08厘米，厚0.3厘米，仅存13字，为“谿谷阪险丘陵故旧长缓肆延涣”。背面上端残存三字，笔画既轻且细，墨迹甚淡，难以辨认。另一枚木简保存较好，宽窄略有不同，长23.1厘米，宽1.07至1.18厘米，厚0.22厘米，肉眼无法看清，顶端只留两字，似“艹、扗”。

　　尼雅遗址出土的汉简文字书写为汉隶，表现古朴典雅，书法娴熟，让人震撼。字体特征明显由秦隶窄长向成熟汉隶扁阔方向发展，具有强烈的求扁倾向。从横折（┓谷、旧）、横折撇（フ陵、缓）来看，上挑的幅度虽不如汉碑版那般夸张，但许多横画、捺画的末端都有向右上挑的用笔动作，如故、长、延等字。形态稳定的方折笔画，意味着标准的汉隶八分体已基本形成，从捺的笔锋来看，初具楷书雏形。

　　无独有偶，安徽阜阳也出土了一枚与尼雅汉简高度相仿的汉简，经辨认上书“负载谿谷阪险丘陵故旧长缓肆延”。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王樾对不同地域的两枚汉简进行比对，补全了前两字“负载”，也为阜阳简补录后一字“涣”，至此尼雅汉简总共15字。另一枚木简汉字缺失较多，无法找到相应的配型，难以补全缺少文字。根据北大藏简《苍颉篇》资料公布，完整的汉简每枚共20字，四字一句，两句一押韵，这在当时是很流行的一种文体格式，汉赋就保留此种格式。最终确认，这两枚汉简上所书内容为亡佚已久的《苍颉篇》。

　　小学启蒙书的编纂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献记载，周代就有史官所编的《史籀篇》十五篇，一直流传到汉代。因为它采用大篆古文编写，到汉代时因不实用而少人问津。班固《汉志》“六艺略·小学类”和许慎《说文解字叙》中都有相似的记载。《苍颉篇》是秦汉时期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识字课本。秦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采纳了丞相李斯的请求，“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用秦文字作为秦王朝统治地区的通行文字。《苍颉篇》是为适应“书同文”大一统政策而产生的，同时作为字体、字形的标准和初学范本颁行全国，甚至用来培养官吏，相当于现在公务员考试所必须掌握的知识。而真正发挥“教小学、正文字”的功用，并广泛流行于社会各个阶层，是汉代以后。汉代学者不仅以其作为孩童启蒙的识字课本，还不断修改、增益和训释。

　　西汉以后《苍颉篇》式微，至魏晋而降，鲜有传诵者。自唐以来，则湮没不闻，归于消亡。其亡佚的主要原因是收字过多，后继者不断增续、注释，由识字课本变成了训诂专书。汉宣帝时因“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其深奥程度已需要专门学者来识读，显然已远超小学识字书所需，越来越不适合童蒙诵读和传写。

　　消失千年后，《苍颉篇》残文在20世纪初斯坦因采集的汉代烽隧遗址木简中被重新发现。此后，在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居延破城子、玉门花海、敦煌马圈湾等地也陆续发现了《苍颉篇》木简，但数量不多，都是残文，存字很少。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竹简《苍颉篇》存字。年在尼雅遗址发现两枚汉简。8年，甘肃永昌水泉子东汉初年的墓葬中出土了枚木简《苍颉篇》。这批木简的题目残损不存，基本内容与居延、敦煌、阜阳出土的汉简《苍颉篇》相似，如“幼子承诏”“以教后嗣”“汉兼天下”等，不同之处是在原有四言句后再加三言，变成七言句，且句句押韵，十五句为一章，分章换韵，体制独特。秦代流行的是四言体，秦刻石、与秦人有关的赋或者石鼓文，都是如此。到了汉代，真正流行的是七言诗，所以汉代教学童识字的书《急就篇》里面有三言、四言，也有七言。但当时最流行的是七言，好多都是顺口溜。《苍颉篇》一句四字后加三个字，符合当时的文学时尚与背诵习惯，也变得越来越通俗。

　　从文献资料看，汉朝设置西域都护府，对西域城邦实施有效统治，主要负责军事、政治和外交。为保证政令畅通、上情下达，学习并使用汉文是国之大事。因此在远离长安的精绝国设置“译长”一职，负责教授汉语文小学博士，所使用的课本就是当年通行全国的《苍颉篇》。这种文化现象，放在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出，汉代精绝国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崇尚汉字，使用汉字，并作为情感交流的工具，深入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王室成员之间相互应酬、馈赠礼品的8支木简，正反两面分别写有：“臣承德叩头，瑾以玫瑰∣再拜致问大王”“太子美夫人叩头，瑾以琅玕∣致问夫人春君”等。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炳华对这批木简进行解读后认为，木简写有氏人名既有汉人“承德”“春君”等人，也有“大王”“九健特”等精绝人，说明汉王朝属下精绝国生活着一批汉人。他们也许是中原官员或执行和亲使命的宫女，与王室保持着亲密关系，使用汉字无障碍交流。从书法的精妙程度看，精绝王室虔诚地推广中原大地汉文化。

　　尼雅遗址发现汉简《苍颉篇》，充分说明两汉时期，西域大地已经推行全国通用的汉语小学语文教材，并把汉字作为官方沟通主要文字，有效地保障了政令的畅通。（记者王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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